严谨的灵魂在孤独的痛苦中燃烧。

——伯特兰·罗素

伯特兰·罗素这个名字不仅在西方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中国也家喻户晓。这与他横跨多个领域的一长串头衔是分不开的，包括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此外，他还是分析哲学的创始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科学哲学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世界和平运动，被誉为西方最后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对罗素略知一二的中国读者不太可能接触到他关于数学和逻辑学的艰深著作，也可能读过他著名的三卷本《西方哲学史》（1945），甚至没人知道他还写过一本专门研究中国的书《中国问题》（1922年），但他们可能熟悉他的著名经典文章《三种激情》。罗素本人非常重视这篇文章，以至于他在自传的开头引用了那句著名的段落：“有三种简单但极其强烈的激情主宰着我的生活。那就是对爱的渴望，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人类苦难的令人心碎的同情。”确实，这三种激情贯穿了罗素近一百年的漫长一生，成为他一生的注解——充满了他耀眼的婚姻和爱情史，以及罗素本人在多个知识领域的探索和成就。反战斗争中的种种努力，让普通民众很容易被拉塞尔耀眼的明星般的职业生涯所蒙蔽，误认为他上面那句话只是一个幌子：“这三个”这样的。激情就像一场猛烈的飓风，带着我周游世界，飘忽不定，直到我到达苦海的深渊，濒临绝望。”他们看不到，这“三种激情”背后隐藏的是罗素时而痛苦、时而绝望的孤独生活。 。

伯特兰·罗素

新道德的实验：热闹与苍凉

1920年，罗素一行访华期间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当时，罗素带着他美丽、能干的剑桥弟子多拉·布莱克一起来。不知情的中国媒体照例称她为“罗素夫人”，闹出笑话。收到《宣言》的道歉信后，拉塞尔大度地回复称“无关紧要”，同时迂回地说，“其实他们的关系，除了需要法律承认之外，并没有太大区别”。来自丈夫和妻子。”刚刚从梦中醒来的记者们，就发现爆炸性的消息传来了！于是，《民国日报》、《妇女杂志》等纷纷推出“离婚问题专刊”和“罗素婚姻研究专刊”，用“罗素婚姻”批判包办婚姻，谈论婚姻自由和自由。爱情自由和妇女解放。 ，即使是年轻人也应该突破封建束缚，大力宣扬罗素的“自由恋爱精神”。

事实上，虽然它被称为“自由恋爱”，但罗素知道那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当时，拉塞尔和妻子已经分居多年，正在办理离婚手续。婚姻之外，他享受英国贵族中流行的婚外情和开放式婚姻。来上海之前，他有过三四个情人，朵拉只是其中之一。不过，拉塞尔虽然多愁善感，但他并不是一个轻浮的人。他对婚姻问题有着深刻而独特的思考，最终写出了影响广泛的《婚姻与道德》一书（1929年），主张试婚和离婚。即使在近一百年后的今天，对婚外性行为和同性恋的简单和宽容仍然代表着一些前卫的思想。

后来钱钟书在写《围城》时就提到了罗素的婚姻观。在小说的第三章中，他引用楚慎明的话说：“至于伯蒂（罗素）的结婚和离婚，我也和他谈过。英国有句老话，婚姻就像一个金漆的鸟笼，笼子外的鸟儿想住在里面，笼子里的鸟儿想飞出去，所以，结婚了就走，走了就没有尽头。”这句话非常适合。拉塞尔丰富的婚姻和爱情史。与他在学术领域的开拓精神类似，罗素也在他的婚姻生活中尝试了激进的新道德实验。然而，看似热闹的婚姻感情背后，却是彻底崩溃。从某种意义上说，罗素所有的情人、情人和情妇共同诠释了他一生中挥之不去的孤独和荒凉的人生底色。

在拉塞尔的四次著名婚姻中，他的第二任妻子多拉·布莱克（Dora Blake）对他的生活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这位女权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确实在很多方面同意罗素的想法。他们不仅有爱情和孩子作为情感纽带，而且有共同的目标和相似的价值观。多拉曾认为，她和罗素是与刻板印象作斗争的战友、引导人们获得“幸福的权利”的教育家、宣扬新性伦理的先驱者。为了推广新教育，他们还共同创办了Beacon Hill School。同时，两人还签署了互不干涉婚外情的协议，甚至邀请各自的恋人住在同一栋房子里。然而，他们显然低估了人性的弱点，冰冷的现实狠狠地打了他们的脸。这场激进的婚姻实验最终只带来了鸡毛。

婚姻的本质是契约。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开头写道：“人生而自由，却始终处于枷锁之中”。所有的自由都有其界限。一旦断裂，随之而来的崩溃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过去相爱的情侣明天可能会成为敌人。除了性之外，嫉妒在情感关系中的影响是深远的，宽容不过是在暗处发酵而已。当罗素在学校打工时与同事彼得发展出恋情，而后者千方百计想取代多拉成为“罗素夫人”时，嫉妒这颗人性中的“罪恶之花”就开得异常热烈。更讽刺的是，彼得竟然是朵拉亲自招进学校的老师。出于报复，多拉还把自己的恋人、美国记者格里芬带到了学校，并为后者生下了两个孩子。

在这场过度自由导致的混乱婚姻中，一个近乎畸形的家庭最终形成：拉塞尔和多拉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多拉的情人，多拉和她情人的孩子，再加上拉塞尔和她的情人彼得生活在一起，彼得是一个20岁的男人。老牛津大学学生。结果，这个新伦理学的实验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每个人。拉塞尔的儿子约翰在与多拉的离婚拉锯战中变得迷失、孤僻、破碎，并最终陷入疯狂。更可悲的是，这种疯狂甚至延伸到了他的孙女这一代。这个敏感而美丽的女人最终陷入疯狂并自焚身亡。更不可思议的是，拉塞尔在80岁高龄开始了第四次婚姻，成功“篡位”的彼得最终黯然离去，尝到了与朵拉同样的苦果。作为报复，她再也没有让拉塞尔见到这个孩子。

《罗素传记：孤独的精神 1872-1921》

罗素一生游走在众多女人之间（除了四位妻子，还有无数情人），始终处于理性与冷静与激情、个体生命与人性整体、丰富现实与抽象意义、心灵沟通与情感的平衡之中。在性享受和其他关系的相互对立中，他们流离失所，关心一件事而不关心另一件事。也许当一个人的智力和热情太过优越时，他周围的每个人都会感到疲倦、无助甚至绝望。他的一位情人科莱特曾这样评价他：“罗素卓越的智力使其他男人疲惫不堪；他强烈的情感使他疲惫不堪。”妇女们都筋疲力尽了。他耗尽了朋友的精力，耗尽了他们的精力，从一个人转到另一个人，从来没有给任何人真正的幸福，也没有找到任何幸福。 “也许这就是拉塞尔。孤独一生的悲惨写照。

转为自由撰稿人：理想和成本

从来没有人怀疑过罗素的天才，尽管他的天才在遇到维特根斯坦之后有所缩水。罗素曾感叹：“对于哲学的热情，维特根斯坦是雪崩，而我似乎只是一个雪球。”然而，拉塞尔拥有独特的多方面天才，这在他的童年时期就显而易见。罗素第一次接触哲学问题时只有5岁。他和姑妈在海滩上玩耍，捡帽贝、抓海葵。他突然问姨妈：“帽贝会思考吗？” 11岁时，罗素开始研究欧洲。网格几何，他说：“我没想到世界上还有如此奇妙的知识，它像初恋一样令人眼花缭乱。”后来，他在剑桥大学任教时，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对莱布尼茨的著作形成了有说服力的新认识。观点，一举成为莱布尼茨研究的权威。据他自己的说法，这些都来自于他一生的顿悟。除了天才，没有其他解释。

然而，罗素数学天赋的体现与他童年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由于父母早逝，罗素在童年时期就深知世事无常，体会到了孤独。在完全孤独的氛围中，罗素感到极大的安慰，因为几何学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的个人，而是可以被证明是正确的，并且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这就是他所说的“初恋的美妙感觉”。可以说，罗素早年对几何和逻辑知识的追求并不是技术上的东西，而是他一生的基础和动力。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他所谓的“三个激情”中的第二个——对知识的追求的确切含义。不幸的是，在遇到维特根斯坦之后，他的哲学热情变小了很多，数学热情也几乎熄灭了。因为维特根斯坦让他痛苦地意识到数学本质上是同义反复，那个没有人类事务的永恒世界突然一去不复返了。

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拉塞尔加入了反战行列。他对政治问题的积极介入使他很难在学术体系中生存，他对僵化的学术体系深感失望。罗素认为自己是教条时代的自由思想家、非理性时代的理性主义者、乌合之众统治时代的精神贵族。他本能地欣赏那些靠写作谋生的人。因此，在各种内外因素的推动下，罗素从学院派作家向自由作家的转变几乎是必然的。然而，成为一名自由作家给罗素带来名利双收的同时，也让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面向大众的通俗写作是对他个人天才的极大浪费。对此，传记作家雷·蒙克写道：“与自由撰稿人的生活相比，讲师的职位更加枯燥乏味，但至少他可以不受肤浅的诱惑而从事哲学研究。这就是当一个人拥有卖掉他写的所有东西。”

公开写作和演讲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罗素的虚荣心，也稍稍缓解了他内心难以摆脱的孤独感，在普罗大众中取得了现代“圣人”的美誉。然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辉煌的哲学和数学生涯几乎被中断（他与怀特海合着的《数学原理》（1910-1913）被誉为“人类心灵的最高成就之一”），哲学学术界对罗素后续的研究成果只是表面上的尊重，实际上却是冷漠的。就连他的弟子维特根斯坦也只是尊重他早期的作品，而对他后来写的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作品持激烈的批判态度。至于维特根斯坦本人，他从未写过一篇合适的报纸文章。更糟糕的是，作为自由撰稿人的拉塞尔有时会迫于经济压力而创作出肤浅的文本，甚至聘请代笔，这令人深感遗憾。

《西方哲学史》

至于对读者影响巨大的《西方哲学史》（曾被誉为“20世纪最畅销的哲学书”），罗素本人并没有太重视。这与本书诞生的背景密不可分。 20世纪40年代，罗素因早期对婚姻、性及相关道德问题的自由化，在纽约遭受不公平的道德批评和审判，并失去了教职。这时，恰巧有一个基金会邀请罗素做一场热门讲座的主讲人，而大多数听众都没有哲学背景。为了准备这次讲座，罗素匆匆写下了《西方哲学史》。考虑到当时的观众，他强调了哲学与一般政治和社会状况之间的联系。但从专业角度来看，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对康德的介绍太短，把黑格尔、尼采当作一般的讽刺对象，克尔凯郭尔、胡塞尔、海德格尔根本没有提及。像我这样的大师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讲述柏格森、杜威和拜伦勋爵，他们的影响力较小。根本原因在于作者在书中将哲学视为解决政治或社会问题的工具，而不是作为一门具有独立价值的自由学科。这导致该书在学术界受到批评。

当然，罗素成为自由作家后半生的众多作品并不都是“速成品”。 《物的分析》是十几年思考的结晶。它在他的经典作品中占有很高的地位，也是他后半生出版的为数不多的重要作品之一。但总的来说，他的转变是令人遗憾的。他在逻辑上的成就从来没有超越更“书呆子”的哥德尔和图灵，在哲学上的成就也不如他的弟子维特。格伦斯坦，他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写的政治文章并非没有优点，但与他在专业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敏感性和智慧相比，难免显得乏善可陈，前后不一致，绝对不是一般公众所期待的。太聪明了。如果你把他的许多文章和演讲与他所谓的第三激情联系起来，你不禁会想起萨特在《存在与虚无》结尾处的那句讽刺格言：人是一种无用的激情。

成为反战士：预言与幻想

作为世袭贵族，长辈们的政治热情始终深深烙印在罗素的心中。因此，罗素早年非常关心国家的发展，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愤青”。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深深刺激了拉塞尔。他的很多朋友都因为战争而变得面目全非。他说：“这些日子简直生活在地狱里。我真希望自己在1914年之前就死掉了。”他对战争的反对和质疑态度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为此，罗素曾感叹：“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傻瓜和狂热分子总是对自己那么自信，而智者的心中却总是充满怀疑。”他告诉人们：“不要对所有事情都绝对确定。” ，“不要害怕有独特的意见，因为我们现在接受的常识曾经是独特的意见。”

从1914年英国参战到1917年底，罗素一直从事反战活动并组织“拒绝委员会”。 1918年，他因撰写反战文章而被判入狱，并从三一学院辞职。教职职务。他离开剑桥时的最后一句话是：“爱国主义意味着为了一些非常无聊的原因而杀人或被杀。”有一天，当拉塞尔走在街上时，一位愤怒的老太太走到他面前问他：“现在其他年轻人都穿着军装为文明而战，你穿这身衣服难道不感到自豪吗？” ？”你羞耻吗？ “女士，”他回答道，“我正是他们为之奋斗的那种文明。”这种独特的思想始终影响着罗素的政治态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罗素访问了苏联和中国。在北京，罗素一行受到梁启超的热情接待。两人畅谈中西文化的优缺点。罗素表达了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极大钦佩。此后，他多次赴美国留学。 1922年，罗素承认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是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英国人之一。对此，他曾预言：“美国将开始其帝国主义生涯——这与其说是领土问题，不如说是经济问题。”他对美国观众说：“统治美国的不是华盛顿政府，是石油和摩根统治你们。美国金融帝国主宰世界，其粗俗和残忍已经到了极点，给你们蒙上了阴影。”关于我们的未来。” “一百年后的今天，地球上的任何人都不得不惊叹罗素的神圣预言。

更加残酷的二战让罗素看到了核武器对人类构成的巨大威胁，这使他毅然加入了反核运动。 1955年，他与爱因斯坦共同发表了著名的反对核武器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三年后，拉塞尔成立了“百人委员会”，这是一项公民不服从运动，旨在促进核裁军，并在英国各地的大规模集会和广播演讲中发表讲话。他组织大批科学家研究原子能的环境危害、核武器的控制以及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最终有效促成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署。 1961年，89岁的拉塞尔因组织反核示威而被短暂监禁。当宣判结果时，有人喊道：“耻辱，耻辱，89岁了还在监狱里。”拉塞尔勃然大怒：“这和年龄有什么关系？”当他走出法庭时，人们像英雄一样迎接他。

罗素-爱因斯坦宣言 (1955)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尽管罗素的反战生涯令人瞩目，也有不少神谕，但他的政治思想在哲学、数学领域却并不像他那样突出，有时甚至显得肤浅和可笑。比如二战时期，希特勒肆虐整个欧洲大陆，很多国家都把希望寄托在了英国这个老帝国身上。罗素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解除所有势力的武装。只要我们没有欲望和欲望，希特勒就会失去进攻性和征服欲。这让人想起阿列克耶维奇在《二手时间》中的一句名言：“在我们看来，西方人很天真，因为他们没有遭受与我们同样的痛苦。”对于罗素的政治和社会改革思想，当时27岁的毛泽东在访华期间听了他的讲话后深感失望。他在给好友蔡和森的回复中写道：我对罗素的主张有两点评价，那就是“理论上有道理，但实际上做不到”。做不到的事情只能是幻想。

事实上，罗素对政治问题的观察和看法与他的数学训练有着某种秘密的联系。他接受的数学训练意味着他在思考一般问题时倾向于以高度简化的方式思考，但这对于政治观察家来说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拉塞尔本人也很早就明白这一点。 “虽然他拥有数学和数学哲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但这并不赋予他在政治问题上表达观点的权力。”像罗素这样多才多艺的智者，依然会犯下许多荒唐的错误，可见做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是多么的艰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拉塞尔仍然关心中东的和平。 1970年1月31日，他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对埃及和巴勒斯坦难民营的袭击。两天后拉塞尔去世，享年 98 岁。